建国以后，蔡楚生被委以重任，担任了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艺委会主任、中国影联主席等职务，尽管百业待兴公务繁忙分身乏术，但他心里仍一直牵挂将《南海风云》搬上银幕。50年代初他曾想请郑君里把它拍成影片，不料其所拍《我们夫妇之间》受到批判，此事又被搁浅。促使他终下决心再理这一未了之事，是《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五四”以来的优秀影片于1956年重新上映，国内外观众、同行纷纷致信，希望他重新投入创作。

      法国著名电影史学家、评论家乔治·萨杜尔给蔡楚生写信：“亲爱的同志和朋友，我非常愿意再次告诉你，我是多么欣赏我在北京看到的你以前所编导的《一江春水向东流》！我祝你在1957年身体健康，并希望你在间歇了10年或相等于10年之后，能导演一部新影片。”著名的法国电影演员，《红与黑》《勇士的奇遇》等影片的主角钱拉·菲利浦在访华时也说：“在北京看到的几部中国影片中，我最喜欢《一江春水向东流》……听说这部影片的导演蔡楚生十几年来因为事情忙，一直没有时间导演新影片，这是很可惜的!”他衷心希望蔡楚生“今后多拍几部更好的影片出来!”

      蔡楚生闻言后，感慨说到：“艺术家是通过他的作品与读者或观众建立友谊的，如果停止了创作，他的艺术生命也就完结了。”随后拾起生锈的老钢笔，重新投入到电影创作中……

      蔡楚生先生1906年1月12日生于上海，六岁随长辈回到故乡潮阳集星村。读私塾，干农活，十二岁时便到汕头一家杂货店当学徒，并坚持自学文化。蔡楚生先生读过4年私塾，后以各种旧报纸作为课本，身上常带着一本《辞源》，通过奋发自学，为日后艺术创作打下了最初的文化基础。

      1927年，蔡楚生离开了白色恐怖笼罩下的故乡，前往上海去寻找自己所渴望的电影梦想。其后在著名编剧、导演郑正秋等的帮助下，走上了电影创作的舞台。任郑正秋的助理导演和副导演期间，协助拍摄了《战地小同胞》（1929）《碎琴楼》（1930）《桃花湖》（1930）《红泪影》（1931）等6部影片。电影名人郑正秋之所以会帮助蔡楚生，是因为他被蔡楚生的勤学苦干，吃苦耐劳感动，他看重蔡楚生的才华，相信通过他的努力，有朝一日定能为中国的电影事业贡献力量。

      蔡楚生先生热爱电影，敬业拼搏，曾发着高烧，依然坚持岗位指导电影拍摄，其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品质，是留给我们又一笔重要的精神财富。

      蔡楚生一生走过的是一条现实主义电影民族化的艺术创作道路，他编导的影片大都深刻地揭示了近代中国的社会矛盾，控诉旧中国的社会，统治阶级的腐败，倾吐了人民大众的心声，呼唤黎明解放的到来。其中代表作《渔光曲》和《一江春水向东流》立意深刻，影响深远，奠定了蔡楚生作为影视先驱的历史地位。场景设计借鉴了《渔光曲》电影海报背景，IP形象立足船首，斗志昂扬，象征了先驱者引领电影潮流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