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载：方远平（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唐艳春（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赖慧珍（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从公共纪念空间到公共休闲空间:广州起义烈士陵园的空间生产[J].热带地理,2018,38(05):617-628.

摘要：

　　转型期城市公共纪念空间从神圣空间向居民休闲空间的转变成为学界和社会的关注热点。以广州起义烈士陵园为例，运用空间生产理论以及观察法、访谈法等质性研究方法，探讨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在城市转型中从神圣纪念空间向市民休闲空间的转变过程、空间主体所起的作用及其内在机制。

　　研究发现：

　　1）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2次空间转换，1954―1978年烈士墓园的空间生产阶段以及1978年到现在公共纪念与休闲空间生产的阶段。

　　2）政府自上而下的主导作用和居民自下而上的休闲需求是推动烈士陵园空间生产的主要动力。

　　3）政府和居民的共同作用，塑造了烈士陵园多样化空间局面。从政府角度来看，不论是空间规划还是符号化空间的建构都是为了更好地强化其神圣空间特质，公共休闲只是一种衍生功能。从居民角度看，休闲需求在居民生活中占据更为重要的位置，由此形成了混合公共空间。

关键词：公共纪念空间；公共休闲空间；空间生产；烈士墓地；广州起义烈士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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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国民经济增长和社会全面发展，我国城市居民的消费能力不断增强，消费需求也从满足基本温饱的物质需求转向对更高精神生活需求的向往。休闲已经成为城市居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方远平 等，2012）。

　　城市公共空间是城市居民开展日常休闲活动的重要载体。19世纪以来，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兴起，围绕战争遗址、烈士墓地而建的城市公共空间也经历从花园墓地、充满纪念仪式的神圣空间到和平公园的转变（Gough，2000）。

　　这类纪念空间的存在以社会记忆为基础，能够激发情感，引起思考并重塑记忆。从社会学角度出发，公共纪念空间是由国家统一修建或社会捐助修建的纪念场所，用于公共纪念活动（陈蕴茜，2012）。

　　公共休闲空间在城市中无处不在，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停留、游玩、消费和娱乐的公共活动空间（郭晓勇，2006）。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城市人口的增长，城市公共空间的休闲功能、生态功能、社会功能在城市发展和居民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Harnik，2000；Mcinroy，2000）。

　　为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多样化需求，完善城市功能，相关政府部门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促进城市公园的可持续发展。2009年广东省率先在全国实行《国民旅游休闲计划》，并在同年6月通过了《广州市政公园免费开放的工作方案》，规定包括烈士陵园在内的32个公园免费向市民开放。

 

图源：汇图网

　　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国民旅游休闲纲要（2013―2020）》，进一步提出城市公园应限时免费开放，完善各项基础设施，为市民营造休闲空间，提高国民生活质量。

　　作为城市公共空间一部分的城市陵园、墓园或纪念性公园在城市快速发展、城市休闲用地日趋紧张的情况下，原本不能扩张的城市公共纪念空间逐渐向一种空间、精神、功能高度综合的形式下演进（张四维，2008），兼具纪念空间与休闲空间的双重功能。城市公共纪念空间和公共休闲空间之间存在一定的交叉。

　　目前，国内大部分公共纪念空间属于公共休闲空间的一部分，但公共休闲空间却不一定是公共纪念空间。对于战争遗址、墓地类城市公共纪念空间的功能转变及是否应该完全开放满足人们的休闲需求，这一问题引起了学术界及公众的广泛讨论。

　　本文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及理论的梳理，以广州起义烈士陵园为例，从微观角度利用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集体记忆及文化景观理论，探讨烈士陵园这一典型神圣空间是如何转换为大众休闲空间的？其经历了怎样的空间生产过程，不同的社会主体是如何推动烈士陵园的空间变迁？其内在的机制怎样？以期对城市公共空间的研究提供有益启示。

 

1．        理论回顾

 

1.1  空间生产理论

　　在传统文化地理学研究中，城市空间常被认为是空洞的几何空间（叶超 等，2012），而亨利·列斐伏尔认为城市空间充满社会意义和权力关系，它既是结果又是过程（Lefebvre,1991）。

　　列斐伏尔提出了一种独特的社会空间理论，即空间生产理论。他试图用社会和历史来解读空间，同时又用空间来解读社会和历史，构建“社会-历史-空间”的三元辩证法。他认为虽然阶级政治很重要，但关注点还在于那些创造官方的空间的表征和在表征的空间下调控空间的生产和再生产的空间实践的人，而且权力关系，私人部门和政府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Lefebvre,1991)。

 

图源：视觉中国

 

　　1973年第一批城市理论者大卫·哈维提出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的观点并成功引起英语国家研究者的注意，而他们对列斐伏尔的理论有自己的解释，且并不用于实证研究（Harvey，1989；Soja，1989）。第二批城市理论研究者开始以空间生产理论为基础进行实证研究（Allen et al.，1994；Borden，2001）。第三批城市理论者对列斐伏尔的理论充分肯定，并广泛应用于各种研究（Elden，2004；Stanek，2011）。虽然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不一，但基本肯定列斐伏尔的三元辩证分析框架。

　　根据列斐伏尔的理论，该空间三元辩证法包括3个核心范畴：1）空间的实践（Spatial practice）；2）空间的表征（Representations of space）；3）表征的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s）(见表1)。

表1  烈士陵园对应空间生产3个维度的分析

       虽然列斐伏尔创造性地提出了三元辩证的分析框架，但也不否定其中二元对立关系的存在（Lefebvre，1991）。空间的表征与表征的空间之间存在着二元对立关系，体现着政府、规划师、管理者等与居民和使用者之间的对立，两者之间的对立关系又通过空间实践联系在一起（孙九霞 等，2014）。

　　通过对空间生产的三元辩证框架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以政府为主导的行政部门在空间生产过程中占据主要地位，这些主体所生产的空间即空间的表征或构想的空间，而日常生活中底层居民所占据的空间即表征的空间。由权力部门主导的空间的表征通常会通过实践活动来干预空间的实践从而对表征的空间产生一定影响。

　　关于空间生产理论在城市公共空间的应用研究，学者们主要从宏观和微观2个角度进行解读，如社区公共空间、城市空间改造个案研究（叶超，2011），城市居住空间的社会生产（王嘉行，2011），旧城改造（姜文锦 等，2011），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兰洁，2010；邹丹丹，2012）等，对于历史遗产类公共纪念空间的研究相对较少，这也是本文以广州起义烈士陵园为例进行研究的一个原因。

1.2  集体记忆与文化景观

　　集体记忆由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于1925年最早提出，他认为集体记忆是“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成员之间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保证集体记忆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以及群体意识中需要提取的那部分记忆的延续性”（莫里斯·哈布瓦赫，2002），本质上是对过去的一种社会建构。

　　集体记忆具有双重性质，既是一种物质客体，如纪念碑、雕塑，又是一种象征符号或某种具有精神隐喻的东西，附着在物质现实之上而为群体所共享（高萍，2011）。

　　过去的意象和记忆需要通过身体实践或纪念仪式等操演来传达和维持，并以此强调某些群体的集体记忆以凝聚这些人群。在每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或社会组织都需要对应的集体记忆来凝聚相应的人群（李凡 等，2010），而这些记忆往往与社会主导思想相一致，并由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规范进行塑造。

　　城市的集体记忆具有空间性，它在空间的框架下展开，并分布于城市和地方的每一地段（蒋志杰 等，2003）。文化景观则记录下审视往日的种种方式，即一种记忆和纪念场所相互交织的网络。

 

图源：中国图片

 

　　19世纪初，德国地理学家洪堡德（Avon Humboldt）首次提出景观是地理学研究的中心问题，探索原始自然景观转变为人类文化景观的过程（马超 等，2015）。美国学者苏尔（Sauer）提出文化景观的概念，认为文化景观是任何特定时间内形成一地基本特征的自然和人文因素的复合体（汤茂林，2000）。

　　景观与记忆的研究一直被欧美历史与文化地理学者所关注。1975年，英国地理学者D·洛温塔尔（David Lowenthal）在其论文《Past Time，Present Place：Landscape and Memory》中提出了怀旧的概念，并论述了记忆与景观的关系，认为往日必以存于现世之景观为依托，并提供了文化的连续性。

　　国外地理学者对于记忆、景观等的研究较为广泛。Charles W J.Withers（2005）探讨了景观、记忆和历史的关系，认为记忆是表现地方意涵和空间的一个重要因素。记忆是一种社会行为，并赋予了空间的社会特性，社会记忆和社会空间与地方、国家群体认同具有密切关系（Steven，Derek，2004）。Karen（1999）在研究柏林国家记忆重建过程时，认为集体记忆是建立在个人和社会共有经验的基础之上，城市景观是被选择性地设计以唤起特定的社会或公众记忆。

　　有学者认为城市是记忆的容器（David Lowenthal，1975），纪念品、博物馆、象征性复制品的创造等都是用来纪念往日的事件和人群，这些城市景观为回忆往昔提供了一种方式。关于景观和记忆的研究大多与历史遗产研究相关，因此，本文从景观、记忆的视角探讨历史遗产类空间的生产也显得更具意义。

1.3  城市公共空间与纪念空间

　　城市公共空间作为城市公共活动的载体的物理属性首先成为城市学科的关注对象（吕小辉，2011）。19世纪末，国外学者不再将城市公共空间作为单一的物质环境进行研究，而是从人对空间的认知、空间与人类行为心理、行为方式等更为抽象、整体的层面对公共空间的社会价值进行研究（陈竹 等，2009）。

　　20世纪60―70年代，更多的西方学者开始关注城市公共空间的研究，尤其是城市设计和社会学科。国内对于城市公共空间的研究主要受西方学者的影响以及早期建设实践的推动，研究也从对城市公共空间的发展历史、构成要素、设计方法等物质方面进入到多层次、系统化的探讨，开始正视公共空间在社会生活中的核心地位，但已有研究大部分还停留在对城市公共空间形态的关注，对于城市公共空间的社会属性，人与空间的行为方式等缺乏更为深入的探讨。

　　城市公共空间是以公共交往活动为核心的室外场所，具体形式包括城市公园、广场、人行街道、绿地等，是引发集体记忆的特殊容器（朱蓉，2006）。本文所指的城市公共空间是一种特殊的城市公园，是兼具自然景观与人文历史的战争遗址类墓地空间。

　　通过对国内外文献梳理，可以发现国外关于战争遗址类纪念公园的讨论主要从公园自身发展、政府管理及居民角度等进行了阐述。比较有代表性的作者Gough从记忆符号学的角度分析了发达国家的战争纪念空间如何从“神圣”走向“大众”。他认为战争纪念空间主要经历了4个阶段：19世纪时期，纪念碑、军事墓地、战壕等的公共空间被视为花园墓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举行各种纪念仪式的神圣空间；1945年后，转变为更加实用的战争景观；20世纪50―60年代，一种反战争的公共纪念空间（Gough，2000）。

 

图源：汇图网

 

　　战争纪念空间作为社会记忆的装置，将国家遗产和公众的责任公布于众，以及确定城市景观本身是权力和记忆的象征体现。Gough（2000）认为花园、公园和其他形式的遗址充满了各种包括祈祷、抗议和娱乐等在内的政治和象征功能。

　　Jackson（1984）认为许多战争遗址和战役公园既被用作娱乐空间也被用为祈祷的空间，如法国的维米纪念公园内慢跑、自行车竞赛者数量与前来参观战壕和隧道的游客一样多。面对同样情况的凡尔登和纽芬兰纪念公园，通过树立引导标志规定游客遵守这一神圣空间内的行为和礼仪，而不是当作主题公园（Jackson，1984）。

　　英国海德公园内设立了一块大屠杀纪念碑用以纪念在二战中遭遇非人待遇的犹太人，虽然英国籍犹太人每年都会举行纪念仪式强化记忆，但因英国政府的不重视，公园内的休闲氛围更胜于纪念氛围（Cooke，2000）。

　　战阵墓地作为公共纪念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Simon et al.，2007），也拥有部分的绿地空间，对于墓地的利用伦敦市民也一直存在争议，城市公园协会也在设法改善墓地空间的绿化和基础设施，以不断满足市民的需求，更好地为市民提供一个休闲健身的舒心空间（Tim，2013）。

　　Kowarik（2016）认为应该允许城市公墓一部分用于自然发展，另一部分保持开放，这样既有利于保护出色的墓地建筑又可以允许旅游者进入。Gough（2000）认为这是一个道德的两难困境：大众旅游时代的到来已经威胁到神圣空间的神圣和不可侵犯性，这在全球纪念类遗址中都是一个复杂的道德问题。针对这个问题，或许只有艺术家、设计者、规划者和社区的真正合作才能扩大和平话语，促使形成更为积极的政治解决方式。

 

图源：图片中国

 

　　国内学者主要从空间设计、规划、改造等进行相关研究，认为城市公共空间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社会价值（朱蓉，2007）。城市公共空间的形成和重塑过程，印证了亨利•列斐伏尔所提出的“空间生产”的要义（Lefebvre,1991）这种“纪念空间复合体”，在空间、功能、经济、文化精神上进行高度融合，兼具城市特质的综合性和复杂性（张四维，2008）。

　　刘平（2011）在详实的历史资料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通过对方位、空间布局和建筑的分析，再现了广州烈士陵园的历史图景。

　　总体上，国外关于公共纪念空间的研究比国内起步早，且主要关注纪念空间记忆功能和公共空间的管理功能。而国内因为历史发展原因，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才逐步重视对这类空间的保护和利用，且关注点主要在于如何对纪念空间进行兼具场所意义的人性化设计，而对于城市公共纪念空间的保护和利用还处于比较浅层次的研究。

　　随着我国城市进入转型期，居民日益增长的休闲需求和城市公共休闲空间供给不足成为矛盾聚焦点；作为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纪念空间，在市民休闲需求扩大的背景下，如何从神圣纪念空间向大众休闲空间转型，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２．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

 

2.1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观察、调查、访谈、文献资料收集等质性研究方法展开研究。通过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官方网站及各类相关网站、文献资料等了解其历史发展脉络；采用参与式观察了解其空间布局和建筑设计对市民行为的影响，结合深入访谈法了解被观察者对广州起义烈士陵园的历史发展、空间变迁、功能定位等的看法和理解；进一步通过话语分析和文本分析对访谈资料进行归纳和整理，获得本文的第一手资料。

　　实地调研时间分为2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17年4月清明节前后，第二阶段为2018年3月，通过时间跨度为1 a的观察与调研，先后对40位调研对象进行了访谈，访谈对象主要为烈士陵园内的休闲者、管理人员、清明节前来祭奠先烈的市民；访谈记录达1万多字，在征得访谈对象同意之后都进行了录音，并且按照时间顺序进行编号，通过周期性听录音、现场记录的文字材料，整理成文本形式进行文本分析。

2.2  研究对象

　　广州起义烈士陵园是为纪念1927-12-11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在广州起义中英勇牺牲的烈士而修建的纪念性公园，位于广州市越秀区中山二路92号，坐北朝南，面对东较场，北段连接先烈南路，南部正门入口面对中山三路，总面积达18万m2，是唯一一个建于新中国成立之后又位于中心城区的陵园。

1954年，广东省和广州市人民政府在当年烈士牺牲的红花岗（红花岗位于当时的东沙马路旁，东沙马路是当时广州城区通往沙河市的一条马路，现广州起义烈士陵园正门入口后的通道即是原来东沙马路的一段所在）修建了红色陵园——广州起义烈士陵园。

 

图1  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区位示意图

　　如今，该地段交通区位便利，附近有地铁1号线烈士陵园站，同时还有大型购物中心中华广场，以及地下购物商场“流行前线”“地王广场”等，陵园西面有著名的手机一条街，东面是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并有中山医第一附属医院等。周围的商业设施、医疗设施、教育机构等都非常完善。它既是城市中市民纪念烈士的神圣空间，同时也是居民休闲娱乐的绿地空间。从2009-07-01起，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免费开放，城市公园的功能更加突出。

　　该案例的复杂性和典型性使之具备较好的学术研究价值，既能反映我国陵园类公共纪念休闲空间发展变迁过程、特点和生产机制，同时也能揭示承担两种角色的陵园所面临的冲突和挑战。

 

３．广州起义烈士陵园的空间生产

 

3.1  空间的实践：烈士陵园的空间生产过程

3.1.1  烈士墓园的空间生产（1954―1978年）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4年，广东省和广州市人民政府为纪念1927-12-11在广州起义中牺牲的烈士，开始修建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并成立以叶剑英同志（广州起义的组织和领导者）为主任的烈士陵园修建委员会，历时3 a，1957-12-11于广州起义30周年纪念日举行揭幕典礼，受到党政机关、外宾和各界群众的高度重视。

　　烈士陵园总面积18.6 hm2，按不同的功能分为墓区和园区，庄严肃穆的陵区为纪念瞻仰区，典型岭南园林风格的园区为休息游览区。1957―1966年，陵园内建立了“中苏人民血谊亭”和“中朝人民血谊亭”，并获得多项国家级、省级荣誉称号。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广州起义烈士陵园一度成为废弃的生产基地（表2）。

 

表2  广州起义烈士陵园的生产过程

 

3.1.2  纪念空间与公共休闲空间的生产（1978年至今）

　　1978年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的转型，利益格局、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郑杭生，2003），“生产”和“消费”日益走向生活、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核心（Patricia，2010）。

　　城市公共纪念空间也由过去单一的政治规训场所，转化为兼顾历史记忆、政治规训、公共活动、居民休闲等多元化的公共纪念休闲空间。政府开始拨款重建，对烈士陵园内的原有建筑进行保护和修缮。同时为了适应社会发展和人们需求，陵园以生态建设为目标，新建了休闲娱乐设施，形成了兼具纪念和娱乐功能的综合性公共场所，由神圣纪念空间向公共纪念休闲空间转换（表1）。

　　2009年始，为响应国家对城市公园、博物馆免费开放的通知，2009-07-01起，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免费开放，成为广大市民的重要休闲场所。但随着园内休闲人员的增加，各种乐器、音乐设备及活动噪音破坏了烈士陵园庄严肃穆的氛围，也给周边居民的生活起居造成不少困扰，烈士陵园也因而受到不少市民的投诉。

　　2016年广州市环境保护局印发了广州市公园声功能区划，烈士陵园就是其中被管辖的210个公园之一②。烈士陵园借此契机，撤销了儿童乐园和游艇部，并对公园进行了声功能划区管理。按照文件规定肃穆区不允许进行任何歌舞活动，需保持庄严肃穆的环境氛围；声功能区也在不同时间段进行音量管理（表1）。

 

“公园内陵区和墓区的管理是不一样的。陵区是庄严肃穆的区域，不允许在这里骑车、打球、唱歌和弹奏乐器，而且这个区域有最高音量限制，园区也是一样的，有音量限制，但是大家还是可以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唱歌、弹琴等。”

——50岁左右，女，公园管理处人员

 

3.2  空间的表征：政府主导下的空间生产

　　大卫·哈维曾经利用列斐伏尔的观点对严格管控公共空间的政府进行了批判，在他看来政府拥有权力去决定公众定义的“我们的”公共空间以及使用该公共空间的群体和时间（Harvey，2012）。虽然从马克思主义角度来看，政府强调为满足所有空间使用者的利益而行动，但本质上还是支持资本及自身利益诉求（Lefebvre,1991）控制和保持公共空间一直是政府首要关注的事情（Michael，2013）。

3.2.1  规划的自然空间

　　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在建设之初就受到政府高度重视及群众的密切关注。在中国共产党的引导下，人民群众建言献策，1957年，广州市人民政府委托市建设局建筑师郑祖良担任广州起义烈士陵园的总设计师。烈士陵园的总体布局分为主体纪念建筑群和附体建筑群及园林布置（图2），即墓区和园区。陵园共有东、西、北及正门4个入口，其中墓区以正门主干道为对称轴，园区以东门主干道为对称轴，两边景观呈对称分布。最后通过西门的主干道将墓区和园区完美地结合，方便游客和居民自由地徜徉园区和墓区。

图2  广州起义烈士陵园规划示意图

　　如今，墓区建筑主要有广州起义烈士纪念碑、公社烈士墓墓冢、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红花岗四烈士墓、叶剑英墓等，园区建筑有花卉馆、广州起义领导人革命纪念馆、两边相互对称的中苏人民血谊亭和中朝人民血谊亭。烈士陵园的规划布局既体现了广州起义的政治意义，中华民族的传统特色，同时又富有岭南园林的建筑风格。陵园和公园的完美结合，让烈士陵园这个空间既庄严肃穆，又不失轻松活泼。

3.2.2  设计的符号化空间

　　烈士陵园作为社会艺术品，向社会和公众展示国家遗产以及提醒公众的责任，而且作为城市景观本身，烈士陵园就是权力和记忆的象征体现（Lefebvre，1991）。在烈士陵园建造的过程中，政府始终占主导作用。通过干涉建筑的风格、尺度、位置、材质等，将其政治理念和政治意图物化为具体的物质实体，同时辅以庆典游行、法律法规等方式，以强化民众对祖国的热爱和忠诚之心。

　　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在建造过程中，以艺术性的方式创造出了许多具有意义的建筑符号。如墓道北端是高达45 m的广州起义烈士纪念碑，造型是冲破三座大山紧握枪杆，象征“枪杆子里出政权”。公社烈士墓墓冢直径43 m，高10.5 m，封土上铺青草。青草具有很强的生命力，象征着烈士们“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革命精神①。这些建筑景观也充当着一种社会角色。为保存群体的历史和思想，景观充当着一个巨大的记忆系统（凯文·林奇，2001）。

　　广州起义烈士陵园的建立，不仅是对广州起义这段历史进行记忆重构形成集体记忆的过程，同时又借助国家话语经过了向国家公共记忆的转化和升华。广州起义烈士陵园是在党领导下建设和管理的，在陵园筹集资金、设计、工程施工等过程中，个人和民间资本始终被排除在外，如何表现党的意识形态所主导的历史认识自始至终是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建设的指针（黄东兰，2005）。陵园的建立，一方面满足纪念目的及仪式的空间需要；另一方面还希望利用空间来教育民众，实现对民众的教育和规训（张天洁 等，2011）。

3.2.3  强化的纪念空间

　　公共历史记忆是在政治权力的主导下对历史事件加以有选择的记录，并对其加以公认，同时亦通过设置纪念设施等方法，创造一种公共历史记忆（王灿 等，2011）。公共历史记忆的最终形成需要通过不断为历史事件或人物举行各种纪念活动和祭祀典礼，即创造一种实践和空间交织的“记忆之场”来加以强化（张天洁 等，2011）。

　　广州起义烈士陵园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拥有广东省内建馆时间最早的专题性革命历史博物馆。它历年来承载着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重要课堂、传播精神文明重要窗口的重要功能作用。Stewart（1995）认为有组织的集会是公共空间的重要方面，每年的不同时间段，尤其是清明节前后，会有许多的党政机关、学校团体或个人自发或有组织前往陵园悼念烈士。在所有参与人员中，政府机构的仪式规模最为庞大，且有媒体进行宣传。

 

图片：中国图库 

　　政府的纪念仪式是象征符号和社会价值的话语系统，通过媒体宣传加强感染力的深度和广度，使祭奠先烈、缅怀历史的社会记忆成为民族和国家认同的重要资源，可以为统治者提供合法性来源。

其次是学校，祭奠先烈的悼念仪式被当作是表演行为和过程的活动程式，他们希望通过言语和氛围的双重感染，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以及传承传统文化。许多中小学校除了会在清明节前后组织学生进行扫墓之外，还会组织共青团员、少先队员在这里举行入党和入团的仪式。

 

 “学校每年清明节时期都会组织学生过来，主要是为了加强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让他们在这样的氛围中去感受那段历史。”

            ——30岁，男，广州市侨光财经职业技术学校老师 

 

“学校每年都会组织入党积极分子和党员来革命纪念地进行学习，一方面提高入党积极分子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是增加党员对历史的了解和党性修养。”

——20岁左右，女，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校学生

 

3.2.4  打造的公共休闲空间

　　政府为实现更大的政治利益诉求需要获得更广泛的公众支持，因此差异化空间是活动者通过自身努力记忆和保存的短暂中断的抽象空间（Michael，2013）。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在规划之初广泛征求民众意见，将陵园分为墓区和园区，园区主要满足居民日常的休闲需求，但同时也在园区建立了中苏人民血谊亭和中朝人民血谊亭，所以休闲功能只是作为纪念功能的一个补充。

　　20世纪90年代初，为健全烈士陵园的生态功能，政府不管是从园林绿化还是设施建设方面都加大了投入，1992年修建第一二三展馆，用于爱国主义教育和艺术展览，2003年建立青少年科普教育基地“知趣园”，之后又新增健身和休闲多项基础设施。陵园内的公共休闲空间一直在政府引导下不断生产并影响在其中实践的人们的行为。

3.3  表征的空间：居民日常生活的空间生产

　　有学者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出发来关注表征的空间（Degen，2008），认为这一空间是真实生活的、诗意的空间，是大有可为的空间。社会主义空间中个人有接近一个空间的权利，以及拥有作为社会生活与所谓的文化活动等为重心的城市生活权利（Lefebvre，1991）。虽然空间的表征是通过精英者们建构的，但是生活空间是居民和使用者可以主宰的。这一维度使列斐伏尔的理论超越了仅限于物质性和概念性的传统空间思考。

3.3.1  公共休闲空间

　　列斐伏尔提出“对抗空间的寻求”必须来源于个体身体对空间的挪用，包括寻找新的娱乐空间。差异化空间的显著特征是对公共空间的占用，这种差异化空间已经被认可为城市公共空间，虽然人们的本意是为了追求丰富多彩的活动而不是这些活动场所（Steven，2006），进入转型期后，随着“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广场文化”“公园文化”“休闲文化”不断被强调，广州起义烈士陵园以建设生态公园为目标，新增了许多满足市民需求的休闲场地和设施。

　　园区因绿地面积大，生态环境好，成为市民日常生活的“第三空间”（爱德华，2005）。公园的休闲人群在不同时间段分布不同。工作日及早晚以附近居住的退休人群为主，周末会有来自广州各区的家庭、情侣、老人或者其他个人出行者。

市民的休闲活动主要包括唱歌、跳舞、打太极、踢毽子、摄影、练剑、跑步等，每天在烈士陵园停留几个小时已成为市民生活中很自然的一部分。他们因为不同的兴趣爱好而组成社团，定期交流，相互学习，如烈士陵园京剧社、红歌会、二胡社等。每类休闲人群基本有自己固定的活动场所，大家相互之间形成一种默契，和谐有序地在这一空间进行各类休闲活动。

 

“我基本上每天都来，来这里打太极，已经有十多年啦···清明节在这里活动不受影响的，只是现在音量有所控制，不准用大音响了，那边（墓区）有大型活动的时候管理处就会管一下···昨天我孙子和孙女的学校还组织过来祭拜了呢”。

—— 50岁左右，女，广州

 

“我们退休了没什么事干，又比较喜欢摄影，所以就买了相机到处拍一拍，我们不是什么协会的，就是个人爱好，大家建了群，有活动就一起出来，来这主要是拍这个翠鸟和长嘴鸟，有时也会去其他公园拍”。

——60岁，男，广州人

 

“我们都是从各地赶过来唱歌的，有时候会在这里唱，有时候也会去其他的公园唱，有喜欢听的人就会坐下来听一听，我们都是自发组织的，有兴趣的也可以加入，公园对我们并没有支持，也不会干涉我们的活动。”

——60岁左右，女，广州人

 

列斐伏尔认为表征的空间不仅仅是居住者和使用者的空间，同时也是一些艺术家、作家、哲学家的空间，他们不仅限于表达空间，也希望更多地参与到空间的生产（Lefebvre，1991）。陵园内的书画、摄影等文化艺术展览一方面满足艺术家和市民的艺术追求，另一方面丰富了陵园的社会文化。当陵园内的社会文化再生产时会调整和重构社会阶层结构、个人生活方式、心态、思想风格等（郭文等，2013）。

3.3.2  公共纪念空间

　　广州起义烈士陵园作为城市公共纪念空间的一部分，因广州起义这一历史事件而被赋予独特的内涵，从而具有社会意义的代表性和象征性（朱蓉，2007）。作为公共记忆的载体，广州起义烈士陵园不仅是官方用来加强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的场所，同时也是市民抒发情感、重温历史、家庭爱国主义教育的公共纪念空间。在公众场合集体表达政治观点的权利是真正的、民主的公共空间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Michael，2013）。

　　每年的清明节，许多个人或家庭会自发前来进行祭拜和悼念，他们一部分是军人或其家属，一部分人是对这段历史有比较深入的了解，还有一部分人是希望借烈士陵园庄严肃穆的神圣空间，对孩子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激发孩子对家国的热爱。对他们来说，清明节的仪式是社会实践的经历和经验的表述（彭兆荣，2002）。

　　不管大家以何种目的来到烈士陵园，但中心耸立的纪念碑和纪念馆都会自然而然地“唤起”有关广州起义的记忆，意识到这个空间的“非日常性”（王晓葵，2008）。个体和群体忙碌于多样的日常休闲活动和政治化活动，正是通过创造差异化空间实现了列斐伏尔所指的生活的空间(Michael,2013)。

 

 “我家住的比较远，今天特意带孩子过来祭拜的。想让孩子了解一下历史，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先人为我们后面的安逸生活付出了很多。”

 —— 40岁，女，广州人

 

４．广州起义烈士陵园的空间生产机制

 

　　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变迁中，不仅进行着空间中事物的生产，也对空间本身进行生产。社会关系的差异化是再生产过程的核心，即通过对人群的分层从内部主动寻求生产差异从而实现再生产。

 

　　原本的物理空间（自然空间）转换成充满意义的社会空间（公共领域），转变过程中，功能属性也随之改变（包亚明，2003），烈士陵园从极富政治涵义的“神圣空间”到融休闲、娱乐、教育为一体的“世俗空间”，在转变过程中，最根本的表现为来自不同主体在烈士陵园这一空间的行为模式，以及通过身体进行的空间实践(见图3)。在当今时代背景下，烈士陵园作为烈士墓园及战争遗址类公共纪念空间，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图3  广州起义烈士陵园的空间生产机制

4.1  政府自上而下的主导作用是烈士陵园公共纪念空间形成的主要动力

　　广州起义烈士陵园作为承载民族特殊历史记忆的场所，其生产过程一直由政府主导。政府通过控制陵园的建造让居民明确历史记忆和责任，同时表明陵园本身是权利和记忆的象征体现。政府为了确保历史记忆被正确记忆，同时巩固自身的政权地位，会通过教育、仪式、媒体等手段强化表征的空间，从而传递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以达到规训民众的目的。

　　虽然城市功能的转型以及居民需求的转变推动了政府对陵园休闲娱乐基础设施的投入，但政府对陵园公共纪念空间形成的主导作用始终不会改变。

4.2  居民的休闲需求是推动烈士陵园公共休闲空间形成的主要原因

　　陵园公共休闲空间的生产过程伴随着居民休闲需求的变化。早期的陵园只允许少部分人买票进入，具有一定的限制和约束性，人们对于休闲的意识还处于萌芽状态。随着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对自身需求更为关注，对公共休闲空间诉求相应增加，陵园也因此免费对外开放，居民获得了更大的权利在陵园内进行空间实践。

　　总的来说，城市居民休闲需求的增加导致城市公共休闲用地的紧张，从而加速了居民对烈士陵园公共纪念空间的掠夺，促进了陵园公共休闲空间的生产。

4.3  烈士陵园多样化空间并存是政府和居民相互博弈的重要结果

　　作为烈士陵园空间生产的主体，政府和居民从自身的利益角度出发在烈士陵园进行各种实践，形成了“纪念空间复合体”。为确保烈士陵园的空间纪念性和神圣性，政府对陵园的自然空间进行了规划与设计，并利用建筑符号打造严肃的纪念空间，实现了权力对空间的形象建构。通过官方话语对学校教育和媒体宣传的控制，将陵园打造为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实现了权力对空间的话语规训。

居民在陵园的空间实践形成了表征的空间。一方面居民的纪念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公共纪念空间的生产，但另一方面居民的休闲需求在推动公共休闲空间生产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削弱公共纪念空间的纪念氛围和场所意义。居民与政府之间的博弈，无论谁占上风，都无法避免多种空间并存的局面。

 

５．结论与讨论

 

　　在当代中国转型发展，城市居民精神文化需求不断增长的背景下，如何在保护城市公共纪念空间的神圣性和满足居民日常休闲用地的需求上寻求平衡，促进社会和谐有序发展，是摆在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广州起义烈士陵园的发展或许可以给当今中国城市公共纪念空间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本文以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为基础，利用质性研究方法，以广州起义烈士陵园为例，探究墓地类城市公共纪念空间的空间生产过程及机制。

　　研究发现：

　　1）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2次空间转换。烈士墓园修建和完善阶段以及纪念与公共休闲空间并存发展的阶段。一方面，烈士墓园的筹建和修缮主要受新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影响；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出台，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也推动政府出台陵园免费开放政策，进一步加速了陵园向城市公共纪念休闲空间的转变。

　　2）政府自上而下的主导作用和居民自上而下的休闲需求是推动烈士陵园空间生产的主要动力。烈士陵园每一个阶段的发展既离不开来自顶层力量——政府的主导和推动，也离不开底层力量的呼声与诉求。

　　3）政府和居民的共同作用塑造了烈士陵园多样化空间局面。纪念空间与公共休闲空间的并存一方面是政府的引导与支持，另一方面是居民自发力量的推动形成。但不管怎样，对政府而言，烈士陵园仍然是用来巩固政权的表征，休闲功能只是一种补充，这从建立之初到转型期始终没有变过。

 

图源：汇图网

 

　　总之，正如Paul Gough所说，这是一个道德的两难困境。为了满足自身的休闲娱乐需求，城市居民正在不断地进入原本神圣不可侵犯的烈士陵园，并在这一空间内进行各种身体实践；而政府为了确保公共记忆被正确记忆以及保持该空间的神圣性和纪念性，会通过一系列措施来强化和约束人们在其中的行为。

　　烈士陵园在建立之初就广泛听取民意将陵园分为园区和墓区，这也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纪念空间与休闲空间、陵园管理和居民需求间的矛盾，对于我国其他城市公共纪念空间的开发建设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但像烈士陵园这类城市公共纪念空间要想协调好“严肃的公共纪念空间”和“娱乐的休闲空间”两种角色，除了与设计者、规划者进行合作，另一方面如何与居民进行深度沟通合作或许才是社会和管理部门最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同时如何增加城市公共休闲用地以满足居民多样化的休闲需求也是社会各界需要重视的一个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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